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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绸
2013年12月17日  

士庶皆得而衣——潞绸

 

    《隋书》上说,上党之民多重农桑。栽桑──养蚕──纺织,在上党积久成习,这就是潞绸。潞绸的生产始于何时,已无人能说的清楚。据史料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晋国人民的衣服已经有了经过加工的蚕丝织物和葛麻织物。《诗经、魏风》有一首《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兮。

行与不还兮!十亩之外兮。

桑者沽沽兮,行与不逝兮。

 

    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采桑之歌。它说明在春秋时期采桑养蚕已普遍流行。

    唐朝著名诗人李贺在仕途失意之后,曾到潞州寓居三年多,他在潞州曾写过一首《染丝上春机》:

 

玉(两贝下瓦)汲水桐花开,倩(上加草头)蓓丝沉水如云影。

美人懒态燕脂愁,春梭抛掷鸣高楼。

踩线结茸背复叠,白袷玉郎寄桃叶.

为君挑鸾作腰绶,愿君处处宜春酒.

 

    李贺在诗中描绘了潞州丝织的全过程。从汲水浸丝,到少女静坐高楼,纺织绸帛。织出的“腰绶”,再送给心仪的男子佩用。说明唐代时的潞州,丝织品技术上已很精致,图案也非常精美。

    然而,这时候的潞绸还只是局限于民间生产,仅仅满足于自给自足。到了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使潞绸在潞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织造规模。翻开中国最权威的百科全书──辞海,“潞州”辞条下写道:

 

明为纺织业的中心,以产潞绸著名。

 

    《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写道:

 

    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冠以产地名称的著名绸类品种,如山西的潞绸,南京的宁绸,四川的川大绸,福建的瓯绸和山东的茧绸。

 

    明时,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千余张,“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顺治《潞安府志》),分为6班72号,各机户均被登记在册,发给执照,犹如职工档案。明朝政府每十年在潞州派造潞绸4970匹。中央的派造命令,“具题者内臣,拟旨者阁臣,抄发者科臣”,万历以后,也有皇帝直接诏令建造的情况(《山西通史》)。

    可见,潞绸作为皇家贡品,是官办经济的产物。也许,皇帝压根就没有想到,潞绸会因为它的精巧亮丽,成为天下流行的抢手货,甚至出口海外,“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传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利薮”(乾隆《潞安府志》),这首先是因了潞绸那高品位的质量。潞绸为工极细,络丝、练线、染色、抛梭,机户不以为累,色调可谓五彩缤纷,有天青、石青、沙蓝、月白、油绿、真紫、艾子以及黑、红、黄、绿、酱等10多种花色,犹如“捐碎璧于宝山,分零玑于瑶海”(乾隆《潞安府志》)。潞绸的规格分大绸、小绸两种,大绸每匹长六十八尺,宽二尺四寸,重六十一两;小绸每匹长五尺,宽一尺七寸。据《明会典》载,当时明朝通行的贡绸,宽二尺,长三丈五尺。而潞绸中大绸的规格较朝廷的规定既宽也长,这说明潞州所用的织机和机户的技术,在当时已属于先进水平。所以,“西北之机潞最工”(《蚕论》),当时流传有“南京的罗缎铺,苏州的绸缎铺,潞安府上开丝铺”的民谣。

    这曾经是一段使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地处太行山上的上党地区,山大沟深石头多,如果说此地产煤产铁或者更粗更野一些的东西,人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若说到在600年前这里就曾生产出了质地优良的丝绸,而且还足以和南京、四川等地的丝绸媲美,甚至用来制作皇袍,这实在使人有点不敢相信,好像上党之地只能生产粗糙而又土气的东西,就连与明朝相去不远的清乾隆年间在编修地方志时,也曾将潞州栽桑养蚕一事尽行删去,他们不相信上党地处高寒能栽出桑树来,因为那时候上党历经战乱,蚕桑已经凋敝,潞绸生产也随之凋敝,因此他们“以为时月多不符合,将蚕桑之事概行删去,似此地绝不宜桑,而前志所言悬虚无凭,近年襄垣知县贾慎农劝民栽桑……,襄民竭力栽植,全活四万余株……”(乾隆《潞安府志》)。由此可见,岁月流逝了真实,时间模糊了视听,人们认识事物的局限性是多么的可怜。

    但是,潞绸确实有过一段超乎寻常的辉煌,故宫的龙袍上赫然标明的“潞绸”二个字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潞绸绝不是一般的粗绸,它是可供皇帝使用的绸中精品,是上党人民在大山之中用灵巧的心和灵巧的手编制而成的一段彩虹。

    明定陵万历孝靖皇后棺内出土有完整一匹“红色竹梅纹潞绸”,颜色鲜艳,花纹清晰,纹饰图案为写实竹叶与梅花。其质地组织为3枚经斜纹,花为平纹组织。经密700板/lOcm,经纬线均加捻,幅宽85cm。更为可贵的是,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幅墨书:

 

    潞绸一匹,长五丈六尺,阔二尺二寸五分。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所学,山西部政分守冀南道布政司左恭政阎调□,总理官本府通判黄进日,辨验官督造提调官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张我续,经造掌印官潞安府知府杨枪,监造掌印官长治县知县方有度,巡按山西监察御使、山西按察司分巡冀南道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阎溥,机户辛守太。

 

    这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有关潞绸的最直接的物证,它为我们提供了潞绸产地、标准规格,印证了潞绸作为贡品的历史。明代关于上贡潞绸的规定为:

 

    十年一限,进绸四千九百七十尺,分为三运,九年解完……以十分为律,长治分造六分二厘,高平分造三分八厘。造完各差官解部交纳。

 

    由此可见,潞绸织造完后,交给当地官府,由他们再派员解卷送赴京。潞绸上贡朝廷可以不用商人,但潞绸除了供给皇家使用外,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成为“遍宇内”,“衣天下”的一种商品,于是就出现了潞绸商人。

    我们最早认识经销潞绸的商人是在创作于元末明初的杂剧《李素兰风月玉壶春》中(简称《玉壶春》),该剧提到并描写了一位山西潞绸商人,装着三十车洋绒潞绸到淅江嘉兴做买卖,结识了妓女李素兰的一段故事。

    这出杂剧的第二折中,潞绸商人有一段自白:

 

    自家是山西平阳府人氏,……装有三十车洋绒潞绸来这嘉兴府做些买卖。

 

    潞绸商人在嘉兴看上了一位名叫李素兰的妓女,要拿三十车洋绒潞绸换取这位妓女:

 

    我有三十车洋绒潞绸都与妈妈,则要你个大姐。

 

    文学不是无本之木,《玉壶春》杂剧中不仅出现了潞绸,还出现了卖潞绸的商人,充分说明了此时的潞绸已经从皇宫走向了民间。

    这一点,我们从明朝的许多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由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初编的《说唐》,其中多次提到潞绸:

 

    单雄信入内,封了三两程仪,潞绸两匹……

    又取出潞绸十匹,白银五十两,送与叔宝为路费……

 

    创作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有17处提到潞绸,如第三十七回:

 

    王六儿之女爱组买了二匹红绿潞绸,两匹绵绸和他做衣里儿……

 

    明朝万历末年沈瓒的《近世丛残》中说:

 

    袁了凡令宝坻时,一日门上传单贴入,日道未陈某嵇首,延尺……其服饰长帽素绢,一撇箱鞋,潞绸袄。

 

    明万历年间,冯梦龙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说:

 

    美娘见到刘四妈沉吟,只道他作难索谢,慌忙又取出四匹潞绸……,道:这几样东西奉为姨娘为代折之敬。

 

    《张献忠陷芦州记》:

 

    走至花园中,即八大王张献忠处,但见八贼头戴水色小抓毡帽,……身穿酱色潞绸箭衣。

 

    一种产品,能在短时期内载入典籍尤其是进入文学作品,而且如此广泛,可知其影响之深远;一种商品,从地方官吏到绿林好汉,从市民家属到青楼妓女,“士庶皆得衣”(吕坤《去伪斋集》),可想其销售之繁荣。

    不仅如此,潞绸还飘洋过海,出口阿拉伯、印度、地中海东部沿海国家以至欧非两州,形成连接长安横贯亚州的丝绸之路,这是对中国历史的补充,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但是,潞绸却不可避免地衰亡以至灭绝了。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腐朽的封建统治和官僚制度阻碍了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明代时潞绸是一种官办经济,但官办经济并没有给生产潞绸的机户带来好处。首先是科征繁重:

 

    催绸有费,验绸有费,纳绸有费,所得些须,尽入狡役积书之腹,化为乌有。

 

    好在除官差外,自己尚可将所产潞绸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以此弥补官差之损失。明万历十四年至十八年,山西连年遭受特大旱灾,潞安等地颗粒不收,灾民流离满路,到二十一年仍是“村落成墟,极目蒿蒿,伤心丘陇”,但朝廷的强征暴敛,仍是急如星火,逃者见返,则逼其完纳逋赋。万历三年、十年、十五年、十八年曾四次加派潞绸织造,其中十五年和十八年是泽潞灾荒饥馑最严重的时期,此时桑树也因天灾人祸被砍伐殆尽,未砍的也不死也枯,造成潞绸原料断绝,以至于山西巡抚吕坤不得不上奏朝廷请停织造:

 

    查万历三年,坐派山西黄绸二千八百四十匹,用银一万九千三百四十两。十年坐派黄绸四千七百三十匹,用银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余两。十五年,坐派黄绸二千四百三十匹,用银一万两千余两。十八年,坐派黄绸五千匹,用银二万八千六十两。夫潞州之有绸也,非一年矣,……士庶皆得而衣,……上用内用未必如此之多,……宗仪捐捐,兴枵腹之嗟。……黄绢虽非岁织,但山西困惫已极,尚再行坐派,或改江南,别项织造之价,或工部另议。

 

    但腐朽昏庸的皇帝不但不体恤下情,反而加派不已,无奈机户只好从外地购进原料,这样必然加大了生产成本,导致赔累加剧。明朝末年,烽火四起,潞绸难以维持正常生产,绸机由明初的九千余张锐减至一千八百余张。经过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机户零落殆尽。清顺治初年,清廷又重新收罗了一些名列匠籍的机户进行织造,拼凑了十三个绸号和一个丝行、一个牙行,但也没有给机户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此时的绸机只有三百有奇,清廷却要机户以“三百机抵九千之役,以十三号力而支七十二号之行”。自顺治四年始,每岁派造三千疋。这时候,潞州的大地上已几乎看不到桑树的影子,据清乾隆《潞安府志》记载:

 

    织造令一下,比户惊慌,本地无丝可买,远走江浙买办湖丝。打线染丝,改机挑花,顾(雇)工募将,其难其慎,既惧浆粉,复恐溃氵殷。……南北奔驰,经年累月,饥弗得食,劳弗得息,地不能种,口不能糊,咸为此也。

 

    如此的狂征暴敛,使得“机户赔累,荡产破家”。清顺治十七年(1660),潞州机户暴发了一场大罢工,他们“焚烧绸机,辞行碎牌,痛哭奔逃,携其赔累帐薄,欲赴京陈告,艰于路费,中道而阻”。

    这次“焚机罢工”事件,是长治平民阶层反封建斗争的先声。罢工以清廷取消派造命令为胜利,但这是一个悲哀的胜利,封建制度摧残了一个产业,毁坏了一个品牌,从此潞绸每况愈下以至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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